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浙江省政協(xié)副主席、民建省委會主委陳小平以提案的形式，遞交了《加強電子商務監(jiān)管保護消費者權益》的意見建議，并在這次全國政協(xié)民建界別聯(lián)組討論上就這個話題進行了發(fā)言。他說，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(diào)，要整頓和規(guī)范市場秩序，嚴肅查處假冒偽劣、虛假廣告、價格欺詐等行為，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，讓消費者少煩心多舒心。

　　“天下無假”是人人追求的愿景，也是企業(yè)追求的目標。3·15國際消費者權利保護日在即，繼馬云提出應“像酒駕一樣打假”之后，知名企業(yè)家及法學專家一致呼吁，“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”，應完善立法、嚴格執(zhí)法并加重刑罰力度。一方面，假貨泛濫所造成的嚴峻形勢，以及打假所帶來的沉重壓力，使得大家必須反思打假的出路與手段；另一方面，對既有打假手段總結后發(fā)現(xiàn)，治理的效果不佳，需要提高打假的效率與效力。同時，借鑒國外的經(jīng)驗來看，以嚴苛執(zhí)法的路徑，去建立一個成熟而有效的誠信體系，提高商家和企業(yè)“不敢造假”和“造不起假”的內(nèi)生動力。

　　假貨面前，沒有幸存者，也沒有旁觀者。由經(jīng)濟虛實所引發(fā)的“打假論戰(zhàn)”，以看熱鬧的心態(tài)，或許無以讀出當事人心中的玄外之聲。全國兩會上與馬云“隔空互懟”的廣東唯美集團董事長黃建平，批評的焦點在假冒侵權行為。在線上線下互動的當下，遏制和打擊制假售假行為，當做到全國一盤棋。做好渠道的控制和履行好平臺責任，只是一個方面。有制假才會有售假，你做不好線下制造假貨的源頭之控，線上的售假也就順理成章，若是對渠道與平臺過度指責，則是末本倒置。在打假上，用法治的手段，來建立人人自律的誠信體系，是追求與目標，也是終極路徑。

　　一旦提及誠信體系，美國經(jīng)驗和做法一直是樣本和參照。正是有了“寸步難行”的嚴重后果，才讓人有“不越雷池”半步的自律，反之，若是懲戒綿軟且機制漏洞百出，形成“中國式過馬路”一樣，“法不責眾”的態(tài)勢，或如“隔墻拋磚”式的治理，存在過多的不確定性，僅造道德倡導與誠信自律的防治體系，就會異常脆弱，約束制假售假的籬笆處跑風漏氣，造假的沖動得不到控制，反之成為人人效仿的暗規(guī)則，劣幣驅(qū)逐良幣的亂象則像瘟疫一樣四處擴散，并成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。

　　誠信體系不是單純的道德教化，而是法治建設的成果體現(xiàn)，或者說，誠信體系本身就是社會治理化的出發(fā)點與落腳點。因而，其既是目標，又是手段。而要提高法治的效果與威力，除了基于法制的建設，先讓法律體系完善起來，建立從行政、民事、刑事三者彼此銜接又相呼呼應的法律體系，關鍵在于要加大對違法犯罪的懲戒力度，讓造假售假所獲得的機會效益，永遠低于其付出的成本。

　　也只有用“無以復加”懲戒讓造假售假者，付出“難以承受”和“承受不起”的代價，“禍起投機逐利”始得控制。像“酒駕那樣打假”，是建立有威力的刑罰制度的必然，也是實現(xiàn)法治化的趨勢。一種社會亂象打而不絕、禁而不止，反之越打越重，就足以說明手段的效果不好。如果去年端點的窩點，在今年又卷土重來，晃來晃去的“還是那熟悉的面容”，則足以說明懲戒的手段偏輕，形成了放縱之勢。在“刑事處罰率不足1%”的語境下，治理層面的繞指柔，無疑于對違法犯罪者抒情敘意。跟他們矯情式的談道德與價值，誰讓誰承受不起，每個人都有觸及心底的痛感。

　　罰是法的手段，法是罰的目的，兩者不能混同。把加大刑罰與建立法治對立，把誠信體系與法治建設對立，把道德構建與法律完善對立，把自身責任與公共責任對立，由此所形成的認識偏差與群體分歧，才是打假體系難以形成，共治格局無以實現(xiàn)的主要原因。聽懂別人的玄外之音，與心頭之曲形成呼應，有高度的共識才有一致的行動。